一、我做的事情重要嗎？
一次，跟幾個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們說起常聽到的一個質疑：你們為什麼花那麼大力氣去救助黑熊？你們為什麼不去救助失學兒童——人更重要還是熊更重要？聽到這樣的質問，朋友們有點兒困惑——是啊，為什麼？難道兒童失學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緊嗎？救助黑熊是不是有點兒中產階級的矯情？事實上，我不止一次聽人這樣評論動物保護人士、四合院保護人士。
我不是特別肯定，救助失學兒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這種看法說來話長，放過不表。就算救助失學兒童更重要，似乎還有些事情比兒童失學更更重要。愛滋病村裡的孩子不僅失學，還面臨生命危險。那裡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漢無家可歸缺衣少食，被拐賣的孩子沿街乞討還受到幫主虐待，為自己的最低權利抗爭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問救助黑熊的人士為什麼不去救助失學兒童，能不能問救助失學兒童的人士為什麼不去救助愛滋病患者呢？
當然，如果連救助失學兒童的人士都該受質問，天下人誰還不該受質問？索馬里的孩子在受難，這個法國人卻跑到北京來為四合院奔忙；愛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卻還在書房裡寫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有人在反復訓練以把百米成績提高0.01秒，甚至還有人在花前柳下談戀愛，在音樂廳聽歌劇，在飯館裡嘻嘻哈哈喝酒。環境保護，動物救助，失學兒童資助，這些活動，我自己東一點兒西一點兒參與過，可我大半時候在寫論文，帶孩子，時不時到飯館裡跟朋友喝酒。
我們問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問在飯館喝酒的人為什麼不去救助失學兒童，也許是因為救助動物和救助失學兒童這兩件事離得比較近，這兩種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飯館喝酒的人已經無可救藥了，懶得去質問他。可是，問題還是擺在那兒：音樂廳裡的聽眾為什麼不去救助失學兒童？我在飯館喝酒的時候，可曾想到愛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寫論文的時候可曾考慮過，世上有比寫論文更重要的事情？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來不知道黑熊膽汁的營生。有一天她去會兩個朋友，他們正要到一個黑熊養殖場去，試圖說服老闆不要再做從黑熊活體抽取熊膽汁的營生。她跟著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慘境遇。這個養殖場養著上百頭黑熊，它們被一頭頭分別關在自己的囚牢裡。囚牢用水泥砌成，裝著厚厚的鐵柵門，囚牢很小，黑熊在裡面幾乎不能轉身。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膽汁——把導管插入熊膽，膽汁順導管流出。黑熊各個可憐無助，有些在插入導管的操作過程中傷口感染，痛苦異常，有些奄奄一息。這位朋友初次見到這個場面，深感震動。她從前從來沒有去想過黑熊，可從那天開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動。
把這位朋友牽入動物保護的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而不是對世上林林總總事業的全盤衡量比較。回顧我們行來之路，哪件事情沒有幾分偶然？你大學進了化學專業，因為你中學第一次知識競賽化學卷拿了滿分；她後來研究宋詞，因為教語文的中學老師長得又帥又特別喜歡講李清照；並不是，至少主要並不是，化學比物理學更重要，宋詞比離騷重要。我們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為偶然在此的生物愛上這個，做起了那個。
百八十年來，“選擇”一直是個時髦的詞兒。婚姻自由允許我們選擇老婆或老公，自由報考允許我們選擇上哪所大學，自由遷徙允許我們選擇到上海工作或者到蘭州工作。當然，選擇差不多總是雙向的。我成績平平，我倒想報考北大清華，人家不選擇我；我不愛說謊，倒想當政府發言人，人家不給我這個職位。不過，我這裡要說的不是對選擇的這類限制，而是要說，即使在我的選擇中，也有我的不選擇。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選擇，沒誰強迫我去，然而，我為什麼不選擇救助愛滋病人？當然不是因為愛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牽進了救助黑熊的活動，我被帶到了黑熊養殖場，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憐，我的好朋友在做這件事，就這樣，我被牽進了這個活動。我們並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計算自己的種種條件，一方面計算候選之事的種種利弊，然後做出理性的決定。我也許可以這樣刻畫我買股票時的情形，這樣刻畫我在婚姻介紹所挑肥揀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這樣。
不時有年輕人問我：天下學說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學說？我該選擇研究哪種學說？尚未入門，或有此一問，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待你入學漸深，這個問題就越來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選擇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說地卷著你去做。在婚姻介紹所裡，你東張西望挑挑揀揀，找一個你的條件夠得上的最佳候選人，這時候，婚姻生活還沒有開始。你們結婚十年，對方的優點、缺點、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對面權衡評價的東西，它們成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歡喜、埋怨、珍惜。生活深處，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選擇的東西，你跟你周邊的人與事融合為難解難分的命運。如果只關心選擇，不妨說，隨著生命的深入，一個人的選擇餘地越來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關於選擇數目的數學題。布裡丹的驢子總保留著選擇的權利，結果餓死了。與命運為侶一道浮沉就好些嗎？我覺得比總在站在外面好些，雖然命運本身不是什麼甜美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對面，然後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這個表格裡，救助愛滋病人也許比救助瀕危動物要緊，救助瀕危動物比在飯館喝酒要緊。我們該請哪位理論家來做這個“價值排序”遊戲呢？好，辟劃天下的理論家為我們排出了次序。我們該按照這個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後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來救助愛滋病人，然後再考慮黑熊？大家都來解決無房戶問題，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來建歌劇院？誰會依照這個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個社會裡，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價值排序來生活，人人都爭做影子次序裡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學之前就無人去救助黑熊，那會是一個多麼讓人喪氣的社會。
保護黑熊要緊還是救助失學兒童要緊？保障房要緊還是歌劇院要緊？這些問題當然會成為問題。它們總是在特定環境下成其為問題。因此，答案不會註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學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無房戶之前就不建歌劇院。
一個決定去做一年志願者的青年，也許正在考慮他去做動物救助還是失學兒童救助，對他來說，這是個真實的問題。它是真實的問題，因為它是我們自問的問題，而不是別人加到我們頭上的問題。若他飫甘饜肥，既不關心動物保護，也沒打算去幫助失學兒童，他只是質問你為什麼不去救助失學兒童而去救助瀕危物種，他提出這麼個問題是啥意思呢？
那麼，只有對我重要的才重要？這裡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嗎？不，正相反，只對我重要的事兒一點兒也不重要；救助黑熊當然不是對我重要，是對黑熊重要，救助失學兒童不是對我重要，是對失學兒童重要。我只是說，無論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連，不僅要跟我的能力相連——制止霍亂重新氾濫極其重要，但我對此無能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緣分去跟它相連。道不遠人。
畫家並不每次站到畫布前都自問：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說，他總在考慮怎麼把畫畫好。並非他總是自問：我怎樣把畫畫好，而是他在構圖時在著色時，在所有時間裡，都在做著怎樣把畫畫好這件事情。我們的一切品質一切願望都在從事本身中獲得意義。當然，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可能停下來問自己：我真該一直做這個嗎？我不該離開畫室去個流浪歌手嗎？與命運為侶並不是說我們不能主動改變習慣，改換追求，不可以離婚或剃度出家。然而，這一點應該是很明顯的吧——這時，你不是站在各種選擇外面計算利弊，繪畫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選擇，不，選擇這個詞太輕了——你要從你自身掙脫。你與自己的生命對質。實際上，一輩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輩子研究海德格爾而從來不質問自己的人，從來不與自己的生命對質的人，已經喪失了意義。即使你在做通常認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問過：這裡有沒有中產階級的矯情？但在這裡，也只有自己能夠質問自己。在該自己質問自己之際你卻閃了，別人的質問又于事何補？
我們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從事某項有益的事業，難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我認識不少投身或參與各種公益事業和正義事業的朋友，有扶貧的，有資助失學兒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維權律師，有人權鬥士，他們用各種方式號召、感召人們參與他們的事業，但他們並不質問更不譴責誰。不像從前的傳教士那樣，用不皈依就下地獄來嚇唬咱們。為了感召更多的人參與扶貧事業，他提供關於貧困人口各種情況的可驚資料，拍攝貧困地區悲慘圖景的照片，講述巨大貧富的危害。但他不譴責。當然，他譴責花天酒地為富不仁。我說的不是這個，不從事扶貧事業的人也譴責花天酒地為富不仁。
我們譴責眼見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們不譴責沒有積極投入扶貧活動或救助愛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邊落水，那不是發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鐵定的“緣分”。我們並非遇事才做選擇，我們的基本“選擇”，是把自己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我那些從事公益事業和正義事業的朋友，他們做那些事情，體現了高於常人的德操，但他們並不是因為這些事情體現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們被牽進了這些活動。你培養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牽進有德的活動；你放縱自己的惡習，你就被牽進惡俗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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